01

年初刚刚因为疫情封城的时候，在家呆着没什么事做，开始动笔写书。潦潦草草地写了十万字，等到封城政策稍微放松了一些，大家可以上街散步，这本书也就没有写下去。

写一本自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奈何自己实在是太懒，要么就是没有时间，或是写到一半写不下去，就像封城那几天一样，一旦恢复了正常生活就全然忘记自己曾经希望写书的梦想。

年是我的本命年，母亲总是告诉我，本命年容易有一些坎，不太好过。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传统，母亲过年时跟我通电话讲这些，我也只是笑一笑而已。说来也怪，也不知是为什么，年的年底，我买了根红色的手链，从巴厘岛跟我到了柏林，戴了一个多月就在某一天骑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从我的手腕上失踪了。

三月的那个早上，我借着当时的室友那台平时工作专用但因为疫情的缘故闲置的笔记本电脑，在卧室里听着听了四年的荷兰电子音乐电台，飞快地码着字。

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我坐在约旦的家里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写一本书？我从梦中惊醒，坐在自己的床上，现在是半夜两点半，外面一片漆黑。

我问了一圈朋友，如果我要写一本书的话，他们想读些什么内容。

“你不如写一本《伟大的断臂》或是《断臂历险记》，实在不行《断臂奇缘》也成。就那种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却摔断了胳膊的那种故事。”

我笑出了声，是啊，为什么不为我的断臂写一本书？决心写下这本书的一个月前我摔断了左手小臂，倒也不算断，折了一根骨头，打了钢板，现在也算是个钢铁女侠，期待着机场过安检时的状况，不知会不会被拦住。我的断臂源于一场自行车事故，虽说骑了好多年的自行车，也摔了不下十次，以前充其量也就是蹭破皮，擦点酒精消消毒，抹上药膏等两天就差不多好了，摔断骨头倒还是第一次。

我从医院，大学的时候去过两次，不过是因为发烧，为了开正式的假条好在学校请假。六岁的时候，高烧一周不退，妈妈怕我烧傻了，医院，医院呢，我就因为晕车在车里吐了，还得边道歉边帮司机清理车里的呕吐物。医院，护士测了我的体温，三十六度九，我的病医院就好了。

摔断胳膊的那天朋友叫了辆出租车，医院。当时欧洲新冠疫情刚开始爆发，意大利已经沦陷了。我医院，右手撑着左手手腕好缓解疼痛，不让它掉下来，门口站着的医生却盘问了我一番。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你有病毒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没有病毒，但是我胳膊断了。”

“不，你们中国人都有病毒。”

我们在门口僵持了十分钟，一边是我的胳膊剧痛难忍，另一边是门口的医生迟迟不让我进急诊室。

类似的问题问来问去就是不让我进，我给他示意了很多次我的胳膊也没有用。

“请您让我进去吧，我胳膊真的撑不住了！”

他看了眼我的胳膊，看了看我，耸了耸肩，测了我的体温，终于让我进了急诊室。

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因为亚洲人的长相及我的中国护照被盘问，但之前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

我明知自己需要做手术，却不像一般人那样紧张。我在网上查询了许多关于手术准备和手术并发症之类的问题，觉得异常地兴奋。“我竟然有朝一日能躺在病床上被护士推来推去！”给朋友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朋友笑了，告诉我别玩手机好好休息。

（在约旦的手术）

旅行和人生没什么区别，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惊喜还是惊吓，意外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我从出门的第一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我不出门家里也不是安全的地方，或者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我可能坐在书桌前突然被不稳固的椅子弄伤，也可能在切菜的时候切到手，走在路上被车撞到也不是没有可能。既然如此，那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所谓的安全每天躺在床上，也不需要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担忧。谁会在年的跨年夜想到四月的世界变成这样呢？

02

年年底，我结束了大四上学期的课程，收拾好行囊，和母亲道了别，出发去了机场。大学四年，每个寒暑假我都会背包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国家，比如大三的时候去了苏丹和索马里，大四前的那个暑假去了孟加拉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寒假也不例外，不过与过去的探险有些不同，这个寒假我满打满算地计划了不同地点的课程学习，为即将迎来的研究生考试作准备。

第一站是巴厘岛，我选择了瑜伽教师培训，在雨林庙宇中学习专注，学习呼吸。它倒不是和我的专业毫无关系。我从小学习长笛，在音乐学院附小一直到音乐学院本科，瑜伽的呼吸对我的演奏有极大的帮助。我和瑜伽班的同学们在海边庆祝了新年，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以及海边的烟花，我们迎来了。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和我一起庆祝的德国朋友问我。

“当然是考上我梦寐以求的德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个城市啦！”

年的第一个清晨，早上七点，我坐在青年旅馆的游泳池旁喝茶看书。那天我在社交平台上感慨，想当年嗜酒如命的我，如今竟成了一个茶不离手书看不停的“老奶奶”。

离开了巴厘岛，我一路飞到了德国首都柏林。我在柏林租了个房间，朋友的朋友寒假要回自己在德国乡下的家，于是就将她的房间便宜转租给了我。我计划在柏林住上一个月，在行程上安排了拜访教授以及德语考试，除了原定的行程外无非就是在家学习或是出门看展。

（位于德国汉堡的摄影展）

柏林对于我来说早就像家一般，我骑着朋友借给我的自行车，从所在的西柏林骑到了朋友和派对所在的东柏林，一边享受的柏林的冬天，一边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所学的专业竞争压力极大，我不知道我能否打败那些比我更强的学生，成为千里挑一的那一个，考上梦想的院校。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想要的路。

一月中旬，我的其中一个室友，前往中国拜访他在中国教德语的女朋友。那几天，新闻上到处都是国内疫情的消息，我们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注意安全，他也告诉我们，他的女朋友离疫情高发地很远，受不了太大的影响。

年似乎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至少在欧洲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我联系了母亲，她告诉我一切都还顺利，她的工作量比往常要少了许多，对于她来说倒也是放松。我在武汉的同学们每天在家里自娱自乐，想方设法地为生活增添乐趣，远在海外的我也只能精神上支持他们，偶尔陪伴他们聊聊天。

在柏林的每一天都是紧张又快乐的，有的时候一天要跑三个城市拜访不同的教授，来例假在火车上痛不欲生的时候还要继续前行。

春节前夕，我通过了我的德语考试，坐着廉价航空公司的特价航班去了挪威奥斯陆，和挪威的华裔小姐妹一起过了春节。我们在餐桌上看着春节联欢晚会，有说有笑，其中一个小女孩的爸爸还拿出温度计测每个人的体温，我们一边笑着一边接受着体温测试。那个时候的挪威，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为零。

原本打算在柏林住上一个月，之后去印度禅修几周，直到国内的学校开学，但是出发印度的两天前，我的印度签证被印度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原因很简单，我是中国人，不管我过去这几周在哪里，只要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认为我有携带病毒的风险。

我原定的航班是从德国出发，在黎巴嫩转机，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后休整三四天再出发前往印度新德里。突然被撤销的签证打乱了我的计划，早就付好款的禅修课程也没有办法退款，机票也只能作废。我在柏林的朋友告诉我，我可以免费住在他们的家里，住多久都可以，我微笑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坐着飞机，来到了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在年的下半年开放了旅游签证，迎来了第一批来沙特纯粹旅游的游客。梦想有一天去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我自然选择了独自前往沙特，探寻这个神秘国家。神秘倒是没那么神秘，可惜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即将迎来的考研，玩也玩不尽兴，吃饭也吃不痛快。

（在沙特阿拉伯的最后一天）

在沙特呆了一周多，我决定动身回柏林，至少可以有个熟悉的地方以及亲近的朋友，也能静下心来学习，在德语环境中浸泡锻炼口语。在德国住到三月初学校开学，我便可以回国上学，不浪费假期的每一天。

从沙特到德国最便宜的方式是前往邻国约旦，从约旦坐廉价航空的飞机飞往德国。托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的福，从约旦到德国，五个小时的航程，只需要合人民币一百块钱的机票。趁着机票还便宜的时候下手买了票，我坐上了从沙特到约旦的飞机，在约旦的首都安曼落了地。

03

原本的计划是在约旦旅行五六天，参观完著名的佩特拉及瓦迪拉姆沙漠后便搭乘那班几乎不要钱的飞机去德国。在约旦的第一天，我在一个网友的邀请下，参加了安曼当地的一个年轻人组织的活动，当天的活动是主题讨论，关于性教育。

一路从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来到了约旦，落地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便是性教育，这实在是令我震惊。和在约旦居住的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以及阿拉伯地区的年轻人们聊了聊世界各地的性教育以及他们对性教育的看法，这个讨论向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去过不少次中东的我通过这次对话拓展了眼界，对于中东又有了新的认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关于性教育的活动，我决定放弃去德国的机票，留在这里做志愿活动，直到学校开学让我回家的那一天。

在约旦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除了志愿活动的工作，我的住所旁边有一个电影资料馆，让我看了不少的电影。从二月中到二月末，将近二十天过去了，学校依然没有要开学的意思，国内的疫情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呆多久。

在约旦的旅游签证只有三十天，虽说可以续签，但是为了避免前往警察局的麻烦，我决定去不远的欧洲小国马耳他呆几天再回来。这是很多来这里的外国人会做的事情，签证到期时去附近的马耳他或是塞浦路斯，享受海滩美食，往返机票一般也只要合人民币一两百块钱。

我来马耳他是为了骑车的。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骑我的脚踏车，在柏林的时候也是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奈何安曼到处都是山，交通也不好，没有可以轻松骑车的地方。马耳他租自行车倒是不贵，我租了三天，从这个小国的一端骑到另一端。

直到最后一天，在山上被一辆公交车剐蹭后撞到了路边，摔断了胳膊，也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我没有在马耳他做手术。根据医生的说法，由于等候手术的病人太多，我的手术至少要安排在一两个礼拜之后。一想到自己在五月的时候还有毕业音乐会要演奏，我就止不住地哭成泪人。在和母亲以及朋友的商讨下，我决定回到约旦做手术，至少身边有一些认识的人可以陪伴在身旁，我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

我拖着打上了石膏的胳膊，回到了约旦。落地后我的朋友立即带医院，在和医生见面后约定了第二天早上八点的手术，不出意外的话三周内我就可以恢复乐器演奏的练习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我必须要在这里再呆上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好做后期的检查，确保万无一失。手术一周后，疫情来到了约旦，政府紧急关闭了机场，说是要关两个星期，可这一关就关了半年多。

很快全城就进入了封锁的状态，约旦的隔离措施甚至一度成为全球最严厉的一个。有那么几天连出门买菜都不可以，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只能让邻居扔些食物过来。

在家隔离对我来说不是件坏事，我也是在隔离的那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喜欢在家里窝着。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半睡觉，从早到晚不是做饭吃饭就是学习看书，高考前的那段时间都不一定有这么高的效率。

学校依然没有线下开学的可能，所有课程都转移到了线上，像我这样结课了的毕业班学生则只能原地待命听从指挥。我一边担心自己买不到回家的票，一边好奇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家去上学。

与此同时，我痛心地取消了这个季度的研究生考试，毕竟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需要现场演奏。我对机场开放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能将回家的计划延到半年后的冬天。一边是对于回不了家毕不了业的担心，一边是在决定取消考试后的豁然开朗，我每天的生活更充实了。

三月一整个月，我读了四十本书，从过去不爱读书甚至害怕读书到现在的书不离手。我参与了不少线上的课程，对性别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了许多菜肴，还开始了荷兰语和阿拉伯语的学习。每天和德国室友在德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切换，作为同性恋的他给我讲述了不少在中东和男生谈恋爱的故事。

五月，我们总算可以在街上自由地走动，我每天都要步行四五个小时，探索城市不同的角落。与此同时，学校通知我们，毕业音乐会将在线上完成，我看着手机上航班取消的信息，不知是哭还是笑。

（老城区的菜市场）

像往常一样，我继续在约旦生活着，等待着学校通知我们返校毕业。

六月初的约旦阳光灿烂，我在这里最好的两个朋友却回了他们在德国的家。几个月以来，每天窝在家里，除了那两个每天在一起吃喝拉撒的好闺蜜，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可以谈心或是一起做饭的朋友。我开始使用线上约会软件，妄想着通过软件来认识一些新朋友，使我在约旦的最后几天不再孤单。

六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了学校最新的消息。毕业典礼将在线上举办，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我这里的早上五点。这个毕业典礼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一直梦想着穿着学士服和同学们一起合照抛学士帽的那一天，但是这一天一直没有到来，以后也应该不会到来了。早上四点整，天还没亮，十三年的青春，从音乐学院附小到大学毕业，我与音乐的十三年青春也在床上就这么结束了。

顺利毕了业，不用再担心回国的机票，我决定在这里住到机场开放的那一天。

04

从来没用过约会软件的我竟然开始用约会软件左右划！

结束了交换生的生活，我的两个好朋友离开了约旦，回到了在德国的家中。前一天我还有着最亲密的朋友们，这一下子我却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过去听了不少约会软件的故事，还有人告诉我在约会软件上找同性闺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约会软件一直持以批判性态度的我竟然一时半会想不到其他认识其他人的方式，尤其是疫情的影响，社交活动就像是天方夜谭。

约会软件上倒是有不少颜值高教育背景好的男生女生，我线下约见了其中的几个，抱着聊政治聊经济聊疫情的态度竟然真的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中的一些成了我无话不谈的好友。

约旦国家不大，人和国内比起来少了不少，但一千万人口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为什么安曼会这么小？在约会软件上，我遇到了之前一起参与志愿工作的同事，遇到了前任室友，遇到了邻居，遇到了朋友的前男友，遇到了朋友的现男友，以及家旁边咖啡厅的咖啡师。左划，左划，不停地左hua8，两周后便对这个软件失去了兴趣。

之前学习阿拉伯语的学校招聘实习，我帮他们翻译网站的时候顺便投了简历，不久后通过了面试，正式成为了这所在约旦极受欢迎的阿拉伯语文化中心的实习生。我的工作不算多，学校的课程几乎全部转移到了线上，学生数量和过去比起来也少了许多，除了偶尔在办公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家办公。

过去，我从来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会有一天坐在办公室，每天坐在电脑前，过着朝九晚五时不时还要加班的生活。

刚来约旦的时候只带了一个三十五升的小背包，有乐器有电子书却没有电脑。为了工作，我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想着等离开的那天还可以原价售出。我的生活又逐渐充实了起来，尤其是在一次沙漠旅行后。

七月底，我被邀请去沙漠教瑜伽。那个时候的疫情已经有所控制，每天的确诊人数也已只有个位数了。

在人群中，我望到了一个男生，我们视线交汇的那一刻我扭开了头，转身和身边的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那个男生朝我走了过来，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便加入我和朋友的队伍中，和我们一起畅聊，一起尽情跳舞。

在沙漠认识的人就留在沙漠中央，这是我们定下来的规矩。沙漠的那两天认识了不少人，但是沙漠中央没有手机信号，所有人干脆也不再使用手机，直到回城的那一刻。自然，我在沙漠认识的那些人，一个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

回去的路上，我和朋友在八卦心的驱使下，互相打开了对方的手机，查看对方的约会软件，同时点开了对方的好友列表。列表上有一些人在软件上互相配了对，却从来没有人发信息，可能是一方不主动，另一方也不主动，于是就在软件的犄角旮旯落了灰。

我的朋友点开我手机上的一个头像，这个人和我没有过任何的对话，却早在六月初就互相点赞配了对。“这个人……是不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个人？”我和朋友面面相觑，惊讶地看着对方。

手机上的这个人是那个在沙漠中央和我视线交汇并加入我们对话的男人。

（沙漠中央的瑜伽课）

与此同时，我又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困惑。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学生，甚至连去博物馆都用不了学生折扣，可我仍然不确定未来的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去德国的音乐学院读研究生依然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可是毕业后呢？将来又能做什么呢？焦虑使得我又回到了每天窝在家里学习的状态：编程、数据、营销、管理，每个都学一点，每个又都学不下去。

我甚至开始阅读那些成功学鸡汤，可鸡汤总归是鸡汤，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依然迷茫。

在约旦，很多人都在非政府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工作，又或是在像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工作。在非政府组织做人道主义工作是我其中的一个梦想，尤其是在非洲旅行的那段时间，我对这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认识了一些在国际组织及当地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朋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向往。

我的朋友们向我介绍了不少行业概况，行业内幕，以及入行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好入行的行业，尤其是在约旦，一个找到实习工作都会被人嫉妒的地方，一个人们会为抢实习机会打起来的地方。这里大多数的年轻人，无论当地的或是国外的，大多有国际关系或是社会工作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背景，而我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就显得比较格格不入。

在这里，我遇到了不少贵人，其中包括一位澳洲来的女士。她的年龄比较大，比我的母亲还要大一些，她当初像我一样在这里旅游，在疫情的影响下关闭机场后一直没能回成家，就在这里住了下去。她帮助我撰写求职信，修改了简历，并向我讲述了她年轻时到处历险的故事。

“你是一个十分有才华并极其独特的年轻人，我很少见到像你一样的人，我也相信你很快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闪光点！”

在她的帮助下，我通过人生中的第一封求职信以及我那份什么事都干过一点的简历，获得了一家非政府国际组织中东北非地区分部的面试邀请。

很快，我通过了面试，在24岁生日前夕获得了这份性别研究项目的实习工作。

离开了阿拉伯语学校的实习，我在这家国际组织努力工作，为中东北非地区的女性争取权益。我的努力被上司看到，在上司的重用下，她让我组织主持了数场国际会议，这是我过去从来不敢想象的。

我和那位在沙漠遇见并很早前在手机软件上配对的男生确定了恋爱关系，同样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他也在工作上帮了我不少忙。我们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但是希望有一天可以一起去阿富汗或是也门做人权工作，去帮助更多的人。

国际组织的实习工作虽说很忙碌，但是性别平等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工作都不能比拟的。我决定这个道路上继续前进。当然，我没有放弃我的乐器，它仍是我的爱好，偶尔会在当地的国际学校教教课，只不过我现在有了更向往的职业和未来。

从到约旦的第一天到现在，搬了五次家，终于找到了一个喜欢的公寓决定常住下来。我家门口有二十几只猫，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喂猫，偶尔给邻居们做做饭。亚洲素食美味的名声传了出去，甚至收到了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大订单，最夸张的时候做饭一天就能挣将近一千块钱。

十一月，我的护照被盖满了戳，去中国大使馆换了护照。“你当初是来旅游的啊？竟然还在这边？”不光工作人员惊讶，连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原本六天的旅行竟然持续了将近一年。

05

我经常和母亲通电话，告诉了她我的实习，我的男朋友，我做的菜，以及我家门口的猫。我已经一年没见过她了。

“我依然对于你放弃继续学习音乐的决定感到遗憾，但是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开心是我最大的愿望。”

从年年底离家旅行，到今天在约旦工作，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很多没来得及的道别，没带走的重要物品，以及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毕业。如果回到一年前的今天，我肯定不敢相信一年后的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有着这样的规划和梦想。

十二月，赶在圣诞节放假前匆匆考了雅思，接近满分的口语也算是为这些年的努力画上了个逗号。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未知等着我。

除了国际组织的实习，我还获得了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实习机会，为中东女性赋权努力地工作。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过于幸运，甚至会觉得对不起那些同是在这边找实习却专业背景更相关的朋友们，好似我抢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一边是自我怀疑，一边是上司的肯定，这样的反差让我更加困惑。

瑜伽偶尔教着，饭偶尔做着，音乐偶尔教一教演一演，两份实习同时进行，还报了不少网课，偶尔再谈谈恋爱。这样的生活，是我年伊始不会料想到的，它与我的新年愿望相差甚远，但是它却是为我带来的最大的礼物。

（十二月的沙漠寒风刺骨）

从疫情伊始就有过一个建立性别相关平台的想法，这个想法在这魔幻的一年逐渐成型，并在年的最后一个月建立了起来。作为一个多种多样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我希望凤梨在行动能够帮助更多的受害者发声，让更多人了解性别暴力，让那些被我们忽视的隐形暴力浮出水面。

新年夜，我们在当地的一个朋友因为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疏忽，被抓进了监狱服刑。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开心地过新年，包括我和我的伴侣。新年的第一周，本该和我们一起跨年的另一个朋友也感染了新冠，失去了嗅觉和味觉，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连自己的屁味儿都闻不到了。

我不知道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希望凤梨在行动会越走越远。

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文稿：Xiwen

编辑：Jane,Hani

作者简介：

Xiwen，凤梨在行动创始人。

中央音乐学院长笛演奏专业毕业，

目前在某国际组织做性别研究实习工作。

除了性别相关工作，还拥有瑜伽冥想导师、英语口语老师、音乐老师、英文口译、素食厨师、调酒师等多重兼职身份。

过气旅游博主，曾拜访九十余国。

凤梨在行动将会带来一系列人物故事，帮助更多的受害者发声。如果你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包括性暴力、生理暴力、言语暴力、心理暴力等各种类型的性别暴力），无论是你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是否希望匿名，只要你希望讲出你的故事，请联系我们的邮箱：notjustvictims